谁最早报道了汪精卫叛国丑闻？新闻勇士严怪愚

一代报人严怪愚因不畏强权，文风犀利，笔挟风雷，成为抗战时期与邹韬奋、范长江、冯英子等齐名的著名记者。他曾第一个果敢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丑闻，震惊海内外，赢得了“新闻勇士”的美誉。

首揭汪精卫叛国丑闻

1938年12月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周佛海、陈璧君、陶希圣等人从重庆逃往越南河内，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“艳电”，主张“与日本交换诚意”，以“和平谈判结束战事”。次年3月间，汪又亲拟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《汪平沼协定》，向日索取活动经费及军费借款，并派“日本通”高宗武携往东京签署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，对国民党来说，自然是一大丑闻。蒋介石很是恼火，下令封锁消息。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，但身处“陪都”，在新闻管制的高压下，只能暗中议论和观望。

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也无法揭露此事，情急之下，找到当时以中国西南旅行记者身份在重庆采访的严怪愚(时任湖南省《力报》采访部主任)，并交给他一份材料，说：“国民党禁锁严密，重庆各报均不敢发表。《新华日报》为照顾关系，也不好刊登。我们商量，只有找到你，再试试你的勇气，让你们的《力报》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。《力报》办在湖南，天高皇帝远，你有勇气吗？”严怪愚未及看完，就被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激怒了，不禁拍案而起，大呼：“可耻！可耻！真是民族败类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，杀戮我同胞，而今竟有人认贼作父，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。我必须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，马上予以揭露！”

当晚，严怪愚写成一则电讯，加急发回报社，并寄上一篇《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》的通讯。第二天(1939年4月7日)，这则新闻便以《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，汪逆实行降敌卖国》为题，一字不漏地在《力报》头条位置登了出来。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汪兆铭先生与日签订密约，其倡导的和平运动，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，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。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，看来已初见成效;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！”消息既出，东南半壁倾刻哗然;全国民间报纸纷纷转载，甚至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，群情激愤，要求严惩汉奸卖国贼。重庆当局十分尴尬，因“惹事”的《力报》在湖南，蒋介石下令严查。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蒋介石的恼怒，一时惶惶不可终日。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政工处处长胡越大发雷霆：“严怪愚造谣，竟敢诬蔑我们的汪副主席，非抓回来枪毙不可！”

《力报》披露事件半个月后，国民党中枢见纸包不住火，也只得改变态度，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，中央社和各报才纷纷报道了这一叛国丑闻。薛岳则转怒为喜，胡越也改口说：“我们湖南是第一家公布这个重要消息的省，别的省、别的报纸只好在后面赶黑屁股……”这样，严怪愚和《力报》同仁才幸免于难。《力报》因此影响面迅速扩大，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千份猛增到一万二千份。严怪愚因其果敢壮举而赢得了“新闻勇士”的美誉，随后担任了《力报》总编辑。

除了正义，严怪愚没有什么强硬的后台，因此他吃了不少苦。湖南《晚晚报》因发表了他一篇揭露曾任湖南省代理主席何键的公馆黑幕的小说，就被当局查封，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“严怪愚”这个名字发表文章。1940年5月，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，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，以“言论荒谬”、“协同‘八办’阴谋推翻政府”为由，查封了《力报》，报馆三人遭逮捕，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8个月之久。此举惹起民众抗议，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，要求《力报》复刊。出狱后，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，廖同意复刊，但提出复刊后的《力报》必须听从政府指令。严怪愚即刻表态：“与其跪着生，不如站着死。”拂袖而去。这次交锋虽复刊未果，但彰显了这位新闻怪杰的胆魄与睿智。

创办《力报》旗号鲜明

严怪愚本名严正，1911年生于湖南邵东县九龙岭严家桥。受同乡老师贺绿汀革命思想的熏陶，严从小追求进步，1928年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秋，严怪愚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。他性格刚正耿直，才思敏捷，在校期间即出版了《百感交集》一书。他经常在湖大校刊、《民国日报》《晚晚报》等报刊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，在底层市民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因此名声大躁，被同学们誉为“岳麓山的三大名人”。“严怪愚”这一名字确实有些怪，他曾谈到此名的来历：“我本名叫严正，年轻时邵阳当地一些豪绅不喜欢我，说这个姓严的又刁又滑，像条鲇拐子鱼——就是鲇鱼，此鱼习性古怪，乡人常用来骂人。邵阳话严、鲇同音。既然他们对我又恨又怕，我就干脆叫‘鲇拐子鱼’好了。”于是谐音“严怪愚”就成了他的笔名和学名，“严正”反而没人叫了。

1935年，严怪愚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所学专业，选择了动荡危险的新闻记者生涯。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能赚钱的经济专业，不要走“歪门邪道”，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，又怪又愚。他回敬说人各有志，请勿勉强。踏入新闻界的第一年，严怪愚就到沪宁探访，专程拜谒了他崇拜的鲁迅先生。鲁迅对这位执着于新闻和文学的年轻人很器重，长谈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他：“做人傲气不可有，但傲骨不可无。”先生的这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
为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舆论阵地，严怪愚与好友康德、冯英子1935年在长沙创办了《力报》，陈楚任主编，严怪愚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，公开打出“拥护中共”的旗号，使《力报》成为当时国内颇具抗战特色的一张报纸。

文坛巨匠鲁迅逝世后，举国哀悼，湖南国民党当局却下令禁止新闻界著文悼念。严怪愚和陈楚提出抗议，顶着压力在长沙发起召开隆重的追悼会，并率先在《力报》上开专栏悼念鲁迅，称“高尔基逝世，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，鲁迅去世，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”，许多其他报纸不敢采用的纪念文章也得以发表。此举让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满，也激怒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关报《国民日报》总编、省党部主任秘书罗尔瞻。事也凑巧，不出几天，北洋军阀的大头目段祺瑞辞世。罗尔瞻立即在自己报纸上推出特刊追悼段祺瑞，并抛出《鲁迅、段祺瑞遗嘱的评价》一文，大肆吹捧段祺瑞“公而忘私”，贬责鲁迅“私而忘国”，说“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，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”。严怪愚立即撰文反驳：“鲁迅的遗嘱，我喜欢他的‘硬’，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……段祺瑞的遗嘱，我喜欢他的堂皇，口气足，虽然实际上做不到，事实上近乎夸大，可是到底可以给‘幻想’一点安慰。但我更爱鲁迅，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‘媚’的文章，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，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。的确，段祺瑞功在‘民国’，那么，鲁迅则功在‘国民’了。”几个回合下来，新闻界风头十足的人物罗尔瞻理屈词穷，大骂严怪愚“领了俄国卢布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”，没办法只好央人斡旋调停。25岁的严怪愚“牛刀小试露锋芒，敢与权贵来较量”的勇气传为佳话。

随后，严怪愚冒着“倾共”嫌疑和报纸被查封的危险，毅然在《力报》上刊登了毛泽东1938年5月发表的《论持久战》。《力报》坚持抗日救国、争取民主的正义立场以及在国统区的强烈反响，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极大关注。周恩来要求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每期寄送8份《力报》，他阅读了严怪愚的很多精彩文章并击节赞赏，说：“《力报》确实是一张不简单的报纸，是一张坚决抗日的报纸，严怪愚先生行文旗号鲜明，确实是一位有勇气的记者。”

战场上的新闻勇士

1938年春，严怪愚与范长江、徐铸成、谢冰莹等一批青年记者奔赴徐州台儿庄抗日前线采访，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接见。在炮火连天的两个多月里，严怪愚和官兵们一起经历了浴血战斗。一次，严怪愚在阵地上捡到一个炮弹引线管，他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拨弄了几下顺手一扔，结果“轰”的一声爆炸了。等他清醒过来，发现右腿已被炸得鲜血淋漓。一些士兵为他包扎伤口时取笑道：“严书生，怪愚，名不虚传。好在你命大，不然早就报销了！”严怪愚也忘了疼痛，跟着众人笑起来，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”他冒着枪林弹雨日夜采访，忘我挥毫，写出了《凭吊台儿庄》《陇海东线》《我们新的长城——黄河防线》等十几万字的战地通讯，揭露日寇侵华的野蛮行径，讴歌抗日军队的英雄事迹，大大鼓舞了前方士气和全国军民的斗志。

同年11月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拨款3000元，将长沙《力报》搬迁至邵阳，称邵阳《力报》。12月15日邵阳《力报》创刊，出版期数衔接长沙《力报》。创刊之初，严怪愚任副刊部兼采访部主任。1939年1月，严怪愚辞去副刊部兼采访部主任一职，任西南特派员，经广西、贵州赴四川，2月中旬抵达当时的陪都重庆。沿途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，均写成通讯，总题叫《三千里旅程》，寄回报社连续刊载。

另外，范长江和胡愈之向严怪愚提供了一份关于广西情况的原始资料，请他写一篇揭露这个“模范省”黑暗的通讯。那时日寇入侵桂南，严怪愚赴战地采访中，立即感到这个号称“三民主义模范省”的广西，与外界宣传的相去甚远，就写了一篇《草色遥看近却无》，对白崇禧、李宗仁的欺世盗名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。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看了暴跳如雷，在广西“扩大行政纪念周”上，指名道姓把严怪愚大骂了一通，扬言要捉拿严怪愚并把他枪毙。后来白崇禧退居长沙，仍对严怪愚耿耿于怀，在他开列的黑名单中亲笔写上了严怪愚的名字。白崇禧曾托人约请时任《长沙晚报》社长的严怪愚与他“当面谈谈”，严怪愚料知凶多吉少，只得潜回老家邵阳躲避。

1946年6月，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，国民党政府勒令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上海。这年冬天代表团启程时，迫于紧张的局势，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的盯梢下露面，只有严怪愚前往送行。第二天上海《申报》消息称：“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，只有《东南日报》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……”随后，范长江陪同严怪愚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拜望周恩来。严怪愚问：“内战可不可能避免？”周恩来说：“这很难说，我们是一天也不希望打。要打，我们也只好奉陪，请人民再忍痛三年。”周恩来关切地说，“你留在国统区，望好自为之，注意斗争策略和安全。三年后，我希望能在北京见到你，怪愚先生！”

严怪愚以笔为枪，文章充满火药味;而当他有机会走上战场时，同样能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厮杀。1949年8月，我四野、二野大军将国民党白崇禧集团拦截在衡阳、宝庆一带。一介书生严怪愚在战火的激励下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，居然像战士一样端起了汤姆逊冲锋枪，与国民党王牌军喊着“杀”声搏斗。严怪愚昔日对桂系的口诛笔伐演变成真刀真枪的较量，这是正处溃败之际的“华中剿总司令”白崇禧始料不及的。回忆起这些往事，严怪愚说：“白崇禧一直要报这个‘一箭之仇’。但他不会想到，在那次作战的解放军行列里，竟多了一个拿着冲锋枪与他作对到底的人。”

解放后，严怪愚历任湖南《工商晚报》《大众报》副社长、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兼编委会主任，1955年因“胡风事件”离开新闻界，先后在长沙一中、长沙师专任教。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中严怪愚都曾遭难，平反后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。1984年3月1日，一代名记者严怪愚在长沙病逝，享年73岁。湖南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，有挽联曰：“怪笔惊人，直揭人生真谛;愚公处世，饱经世道沧桑。”“笔挟风雷名记者，胸无城府老书生”。香港报纸也发表专文，高度评价这位新闻勇士不平凡的人生。